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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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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軍
དམག་དཔུང་བོད་
存在時期1912年-1959年
國家或地區 西藏
效忠於 西藏噶廈
種類陆军
駐軍/總部拉薩
參與戰役白朗之亂
康藏边界纠纷
昌都战役
1959年藏区骚乱
指挥官
著名指揮官擦絨·達桑占堆

藏军藏語དམག་དཔུང་བོད་)字面上主要是指西藏歷來建立的軍隊,這裏主要是指由1912年到1959年間存在于藏區的陆军,受西藏噶厦政府领导。

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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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统治时期就有藏军,归属甘丹颇章政权的噶厦管理,清廷委派駐藏大臣指挥节制。从1912年因汉地发生辛亥革命,各地军阀陷入连年混战,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趁机完全控制了藏军,1913年成立了藏军司令部,同时发表《告民众书》宣布西藏独立,西藏政府驱逐了清军(主要是川军)。[1]:62

清軍被逐出藏後,藏軍初期沿用中式訓練,同時試用日式、俄式與英式訓練。青木文教吴语青木文教將日軍的歩兵操典譯為藏文,從陸軍戶山學校畢業的矢島保治郎負責日式訓練,並由他設計建造了能容納2000人的日式營房。布里亚特蒙古軍官丹巴坚赞(Tenpai Gyaltsen)負責俄式訓練。藏人用英語進行英屬印度式的訓練。1916年夏,甘丹頗章政府舉行了歷時四天的閱兵式,由達賴喇嘛本人主持,檢閱了俄式、英式、日式和中蒙混合式藏軍,結果政府決定此後藏軍仿效英軍,在英国人的帮助下,西藏军队的管理、训练、装备、服装全为英式,连操练口令都用英語。1919年,达赖喇嘛请求英国人在江孜成立了军官训练学校,由驻江孜商务委员的英籍军官担任教官,藏军各部队的甲本、定本等轮流到軍校受训,每次50名,为期半年左右,然后返回自己的部队训练士兵。藏军军官来此训练一直到1924年。[2][3][4]

除了衛藏外,康區格魯派大寺大金寺的僧军按照藏军编制,组成一个代本的兵力,接受甘丹頗章政府的指揮,政府授与青狮白象军旗一面,发给英製步枪500支,子弹250,000发。該部隊參與了康藏戰爭。[5][6]

1914年白朗部下從甘肅進入藏區騷擾時,藏軍將其趕回甘肅。[7][8]

康藏戰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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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政府計劃收回所有历史上藏族居住的领土,包括被中國劃歸四川省青海省藏区[9]藏军在西藏地區的军事实力占主导地位[10]。當時四川与云南军阀之间因为争奪轄區开战,川军的军事力量有限,因此藏军进攻时,四川军阀的轄區逐渐被西藏噶厦政府控制[11]。1918年在第二次康藏糾紛中,川边地区昌都被藏军攻佔之后,朵麦基巧移駐昌都[12][10]。在英国代表台克满英语Eric Teichman(Eric Teichman)的调解下,中方代表刘赞廷与藏方代表朵麦基巧強巴旦達双方于8月19日签定《昌都停战条约》,决定停火[13][14]

藏军也多次跟中国国民党军队和西北青海军阀馬家軍展开边境战。在1932年之后藏军被击败,无法打败中华民国中央与西北青海军阀的军队,因此也失去整个康區昌都以外的地區,使得长江北部成为事实边境。[15]

昌都战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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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10月6日,解放军先头部队渡过澜沧江,与昌都地区的藏军战斗接触。南路解放军第53师第157团在师副政委苗丕一的指挥下于10月8日由牛古渡、角登、竹巴笼渡口强渡金沙江,10月9日击溃竹巴笼藏军第九团守军第一连(20余人)后,沿空子顶、莽岭,经古树村向宁静县城逼近。 1950年10月11日下午15时许,藏军第9团代本德格·格桑旺堆带着心腹等人,在宁静城外古雪村迎接解放军157团先遣小分队,表示率部放下武器,打开县城城门。当天下午,格桑旺堆见到157团政委冉宪生,格桑旺堆提出:

  1. 保证属下全体官兵的人身安全,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;
  2. 保送我的3个子女到内地学习,并关照他们未来的前途;
  3. 允许我做一个普通百姓。

53师政委苗丕一建議18軍用起义方式處理,結果由張克宇股長協助格桑旺堆寫成起义電報,發給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。藏军第9代本投共人员共343人,其中有代本一人,如本二人,甲本三人,定本十余人,医生两人。编制为两个营四个连,每连三个排,直属的警卫排、后勤排、号排。[16][17][18]

解放軍入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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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5月23日,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政府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,签订了《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。协议第八条规定:“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,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。”西藏军区尚存的11个藏军团约9,300人进行了精减,遣散6,000余人的老弱病残者,保留了比较精良的藏军第一团、第二团、第三团、第四团、第五团、第六团、第九团,共计七个团约3,300余人。藏军的驻防地不变。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达赖喇嘛商议:为执行协议中的军队条款,西藏噶厦军队必须易旗和换装,达赖同意了这个决定。1952年2月11日上午在拉萨正式换装授予军旗。1955年9月27日中央军委授予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阿沛·阿旺晋美、第二副司令朵噶·彭措绕杰中将军衔。1956年4月15日西藏军区举行授衔仪式,藏军司令凯墨·索南旺堆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。西藏军区则代表国防部授予:

  • 藏军第一团团长彭措扎西上校军衔
  • 藏军第二团团长扎白·多杰才旦、桑颇·登增顿珠中校军衔
  • 藏军第三团团长奴马·敏久多吉中校军衔
  • 藏军第四团团长朵噶·索朗多杰中校军衔
  • 藏军第六团团长俊巴·才仁多吉中校军衔。
  • 藏军第九团团长德格·格桑旺堆兼任昌都警备区副司令被授予大校军衔。

1956年9月1日,藏军第一至六团连、营长集体盟誓,反对改革,准备反抗,改编工作未能进行。

1959年3月21日,藏军第一至六团大部分参与了藏人武裝起義。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,参加反抗的藏军全部被解除武装,就地遣散。

編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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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世達賴喇嘛設立馬基康(藏語དམག་སྤྱི་ཁང威利转写dmag spyi khang),即藏軍總司令部,為藏軍的最高指揮機關,總攬全藏軍務。下設扎康(軍械局)、頗康(供給局)、洛局康(訓練局)等機構,分別掌管藏軍的武器裝備、後勤供給及軍事訓練等,但出兵作戰等重大事務須呈報噶廈政府、達賴喇嘛批准。馬基康的「馬基」即總司令,常設僧、俗職各1人,由達賴喇嘛任命,一般以三品扎薩克充任。首任總司令為擦絨·達桑占堆,副總司令為赤门·罗布旺杰[19]

藏军編制的最大單位稱为“玛噶”,字意为“兵营”、“营房”,相当于团。“玛噶”最大者1500人,稍大者1000人,多数为500人。开始只有十个团,按藏文三十个字母的顺序,藏军各部分别称为:

  1. 噶当玛噶—第一团
  2. 卡当玛噶—第二团
  3. 喀当玛噶—第三团
  4. 咬当玛噶—第四团
  5. 贾当玛噶—第五团
  6. 恰当玛噶—第六团
  7. 甲当玛噶—第七团
  8. 惹当玛噶—第八团
  9. 打当玛噶—第九团
  10. 地当玛噶—第十团

1950年秋冬的昌都战役前后,扩编到16个团“玛噶”,增加了第11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团。因为藏语里12是病的意思,不吉利,所以没有12团的编制。

乾隆五十七年(公元1792年)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》规定了藏军的编制:[20][21]

  1. 每一「代本」(藏語མདའ་དཔོན威利转写mda' dpon,也音譯為「戴琫」或「代奔」)管一「瑪噶」500名兵,相当于团长。「代本」意为掌箭官或弓箭长,每一代本以下设兩名「如本」。代本的官衔品级,此前均为世袭制。福康安建议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挑选年轻有为者充任,并发给执照,四品官。[1]:464[22]
  2. 每一「如本」管一「如喀」(藏意为队伍,营)250名兵,每一如本以下设兩名「甲本」。「如本」意为部队长(相当于营长)。
  3. 每一「甲本」管125名兵,每一甲本以下设五名定本。甲校(藏意为百人单位),长官为甲本—藏意为百伕长(相当于连长)。
  4. 每一定本管25名兵。定校、协敖(藏意为小单位),长官为定本—藏意为分队长(相当于排长)
  5. 九校(藏意为十人单位),长官为九本—藏意为十伕长(相当于班长)
  6. 阿校(藏意为五人单位),长官为阿本—藏意为五伕长(相当于小组长)

代本由噶廈提名、達賴喇嘛批准;如本則由馬基提名,噶廈任免;如本以下則由馬基康直接任免。如本以上軍官須從貴族中選任,平民為軍官者最高可任如本。[19]

武器裝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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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軍武器

藏军武器來自自製或進口。從印度進口的包括1914年5,000把李-梅特福德步槍英语Lee–Metford、50萬發子彈,1921-33年10,000把李-恩菲爾德彈匣式短步槍、20挺路易士機槍、10門10磅彈山砲、20挺機槍,1934-41年10挺路易士機槍、4門山砲、5挺維克斯機槍、3挺訓練用機槍,1943-50年5百萬發子彈、1000發山砲砲彈、1,260把步槍、144挺布倫輕機槍(1950年可能另有150挺)、168把斯登衝鋒槍、42把信號槍、2吋迫擊砲、3吋迫擊砲、2.75吋後膛山炮、榴彈砲[23]:1016-1017,1024

從單位標準裝備來說,每一如本、甲本、定本(即指揮25名兵以上的軍官)各有1挺輕機槍,九本(指揮10名兵以上的軍官)各有配槍,20人的布倫輕機槍班有10挺布倫輕機槍、10把手槍,5人的機槍班有1挺機槍、1把槍,10人的3吋迫擊砲班有2門3吋迫擊砲、2把槍,18人的2吋迫擊砲班有6門3吋迫擊砲、6把槍。[23]:1025

圖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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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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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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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^ 1.0 1.1 朱麗雙.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(1912–1949).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. 2016-06-01 [2018-06-15]. ISBN 978-962-996-711-6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-05-13). 
  2. ^ 秦永章. 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. 《民族研究》. 2007年, (第5期)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-03-07) –通过中国西藏网. 
  3. ^ Ryosuke Kobayashi. Zhang Yintang’s Military Reforms in 1906–1907 and their aftermath—The Introduction of Militarism in Tibet (PDF). Revue d'Etudes Tibétaines. 2020, (53): 328–331 [2022-11-21]. (原始内容存档 (PDF)于2022-09-21). 
  4. ^ Yasuko Komoto. Japanese Visitors to Tibe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ir Impact on Tibetan Military Affairs—with a Focus on Yasujirō Yajima (PDF). Revue d'Etudes Tibétaines. 2020, (53): 342,352 [2022-11-21]. (原始内容存档 (PDF)于2022-09-21). 
  5. ^ Kobayashi Ryōsuke. Militarisation of Dargyé Monastery: Contested Borders on the Sino-Tibetan Frontier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. Cahiers d'Extrême-Asie. 2018年, (27): 150–152 [2023-03-08]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-03-07) (英语). 
  6. ^ 藏传佛敎寺院资料选编.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. 1989年3月8日: 171–176 [2023年10月2日]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年3月8日).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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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7. ^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 (编). 《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》. 西藏人民出版社. 2000年: 220–221頁 [2019-10-30]. ISBN 9787223012669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-09-28).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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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部链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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